在2014年的阿里巴巴技術論壇上，馬云的演講中說到，“有時候，打敗你的不是技術，可能只是一份文件”，被媒體認為是馬云對“央行文件”的首次回應。細數下來，從2011年央行頒發第三方支付牌照開始，這已經是支付寶第三次處于“被文件打敗”的危險境地。
第一次監管風波：支付寶能否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
成都網站制作公司 —作為淘寶天貓的收銀臺，支付寶在阿里巴巴這個龐大電商帝國中的重要性是無需多言的。本次阿里巴巴IPO估值超過1000億美金，但其中并沒有包含支付寶這塊原本在阿里巴巴體內的資產。
早在2009年6月，支付寶70%的股權就轉移出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為大股東的阿里巴巴，并且根據馬云自己的披露，董事會在2009年7月24日有一個紀要：授權管理層獲取支付牌照。在2010年，支付寶的全部股權完成轉移，阿里巴巴只是通過協議控制支付寶。之后，在央行頒發第三方支付牌照前，《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規定，“外商投資支付機構的業務范圍、境外出資人的資格條件和出資比例等，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報國務院批準”。按照馬云的說法，由于這條規定，如果支付寶由美國雅虎和日本軟銀為大股東的阿里巴巴控制，將無法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因此，將支付寶轉移，“這是一個艱難但正確的決定”。
成都網頁制作公司—于是，在2011年6月，胡舒立的文章《馬云為什么錯了》將此事推到前臺，馬云此事與胡舒立發短信進行了長篇討論，回應胡舒立的質疑。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央行到底有沒有明確要求，支付寶不徹底脫離阿里巴巴就無法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對于央行的政策，馬云隱晦地表示，“央行我沒有辦法，那是他們的考慮，我努力過并嘗試過。但企業家要做的是大法發布前努力，但發布后尊法是我們的職責。批評是你們評論者的工作，我們當事人很難作為。但另一方面，我理解的支付數據的安全是任何國家不會輕易放棄的，是安全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我的開放主義并不亞于任何人，但我理解未來時代是數據的競爭。我們擁有了國家的經濟數據。在美國，我們會碰上同樣的問題。”
胡舒立進一步提問，“按央行政策，還是會放的，支付寶是否可在今后獲批，重回阿里？等于是臨時轉出？”對此，馬云回答，“呵呵，你是個好記者”。
再次回到央行的監管問題上來。在2011年頒發第三方支付牌照前，支付寶的股權已經脫離阿里巴巴，僅靠協議維持控制。與其說央行的苛刻監管在為難支付寶，不如說馬云聲稱非常嚴厲的央行監管為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讓支付寶徹底脫離阿里巴巴的協議控制。從之后騰訊財付通、盛大盛付通等同為互聯網公司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來看，就算支付寶留在阿里或繼續由阿里協議控制，恐怕也不會因為拿不到牌照而被央行直接“取締”。當然，是不是因為支付寶的體量最大而受到更加特殊的監管“照顧”？支付寶方面曾對此隱隱綽綽的表達過壓力。但這是很難從央行方面得到證實的。
第二次監管風波：被“眾所周知”原因叫停的COD
2013年8月27日，支付寶微博發布一條短消息：“由于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將停止所有線下POS業務。支付寶表示，對原有合作商戶會妥善處理，不會影響商戶正常業務。”
成都網頁設計公司—準確的講，支付寶停掉的并不是POS業務，而是COD（貨到付款）業務。POS特指線下收單，和最近被叫停的二維碼支付一樣，都不屬于第三方支付牌照允許經營的范圍。如果說二維碼支付難以確定屬于線上還是線下，那么支付寶的貨到付款POS機絕對是毫無疑問的線下業務。根據2012年3月的新聞稿，支付寶投入5億元推動電商COD體系，全線介入貨到付款市場。與被迅速叫停的二維碼支付不同，相比之下違規更明顯的COD業務保持了低調，發展了一年多后由官方微博宣布停止。很顯然，微博中暗指的原因，就是銀聯。
支付，需要網絡來結算。銀行自己的銀行卡通過自己網絡結算當然沒問題，可是來自不同機構的銀行卡和POS機就需要一個跨行網絡來結算，讓甲銀行的銀行卡可以付款給乙銀行的POS機。這個網絡不是隨便就能建立的，甲銀行和乙銀行并不允許直接拉根網線就互相結算，要么通過人民銀行的大小額交易系統，要么通過銀聯的系統。由于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可以直接和各家銀行連線，因此并不需要人行或銀聯的網絡，自己就能進行結算。唯一麻煩的是有些小銀行沒有接入支付寶，那么就需要借用銀行的接口，繞道人行或銀聯的網絡完成支付。
支付寶之所以會讓銀聯抓狂，并不是因為搶了POS的業務，而是建立一張和銀聯網絡平行的結算網絡。支付寶根本就沒有接入銀聯的網絡，很自然，支付寶的COD業務也會通過自己的網絡結算。支付寶POS機打印出的憑條顯示行號為999，這是在銀聯網絡中不存在的機構。對于銀聯處罰上海銀行外借收單機構號一事并無準確消息，但一個合理的推測是，由于支付寶直連的銀行機構比銀聯少，所以仍然需要違規借用銀行的接口進行銀聯網絡交易。所以說，支付寶并非只是和銀聯商務搶市場，而是想從根子上繞過銀聯結算網絡，這種直接挖競爭對手地基的行為，恐怕沒有道理要求對方再講江湖道義，只能拼死反擊。可以類比的例子有，動了企鵝QQ根基的3Q大戰，以及支付寶屏蔽微信商家和微信屏蔽淘寶外鏈——我們沒道理要求微信不再限制淘寶，也沒道理要求支付寶繼續支持微信電商。
更近一步說，銀聯有沒有壟斷線下POS的網絡呢？從銀聯設立之初看，這種壟斷是有的。在十幾年前，想刷卡必須找到對應銀行的POS機，跨行刷卡是行不通的，因為銀行之間不允許互相直接結算。成立銀聯的過程中，也試驗過各家銀行直接連在一起的無中心結算，但最后的方案仍然是統一接入銀聯網絡。但這并不意味著央行一定會偏袒銀聯。在支付寶自己停止COD業務前大約兩個月的2013年6月28日，人民銀行廢止和失效了一批對銀聯非常有利的文件，被視為打破銀聯壟斷的開始。這五個文件的名稱如下：
1.《中國人民銀行關于統一啟用“銀聯”標識及其全息防偽標志的通知》（銀發〔2001〕57號）；
2.《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銀行卡聯網聯合業務規范>的通知》（銀發〔2001〕76號）；
3.《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規范和促進銀行卡受理市場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05〕153號）;
4.《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2001年銀行卡聯網聯合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銀發〔2001〕37號）;
5.《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做好銀行卡聯網通用工作的通知》（銀發〔2003〕129號）。
即便是只看文件名，也可以感受到這些文件對銀聯多么有利。所以，第二次監管風波同樣非常蹊蹺地開始和結束了。如果央行真要為銀聯撐腰，像2014年這樣直接叫停二維碼即可，沒道理提前兩個月先廢止一批對銀聯有利的文件。如果是銀聯自己出手，也只能對接入自己網絡的機構作出限制，除了呼吁監管部門叫停支付寶違規行為，并沒有什么好辦法對付本來就沒有接入銀聯網絡的支付寶。因此，和之前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壓力類似，監管部門成為“眾所周知”卻無人確切知曉的秘密，與其說支付寶受了監管的苦，不如說監管的擋箭牌幫了支付寶的忙。
第三次監管風波：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
在2014年3月的這次監管風波中，實際上同時發生的是三件事情：虛擬信用卡、線下二維碼支付、限制第三方支付轉賬和消費金額的征求意見草案。
虛擬信用卡的問題最輕，只是報備的問題。盡管支付寶和騰訊都與中信銀行開展合作，可是居然只讓中信銀行在銀監局做了信用卡產品的報備，這兩家第三方支付企業似乎完全忘記自己的主管部門是人民銀行。現在看來，手續補齊后虛擬信用卡最先放行的可能性很大。相比之下，京東金融做的類似虛擬信用卡的消費金融業務“白條”早在2014年1月就開始運營，到目前為止并沒有遭遇任何監管部門叫停。
二維碼支付是此次叫停的重頭戲。與前述第二次監管風波中的支付寶POS機相比，核心問題同樣在于第三方支付企業將手伸向了線下收單業務。只是這次支付寶和騰訊聯手推廣二維碼支付，聲勢和力度遠非當年支付寶推廣COD業務可比，讓原本將支付劃分為線上和線下的央行措手不及。對于正處在金融改革關鍵階段的中國，金融監管仍然保持一貫的嚴格和審慎，即便像之前對COD這樣總量較小的創新能夠容忍，也絕對不會在全局性的改革上突然放開走激進路線。更何況，一向以模仿國外模式為主的中國互聯網產業，突然在互聯網金融這個小領域全面超越其它發達國家，無論在交易總量和交易模式上都走在全球前列，這樣迅猛的發展速度導致監管部門更加謹慎也是非常自然的。
此外，在央行叫停以上兩個第三方支付業務的同時，還有兩份征求意見的草案以非常蹊蹺的方式成為新聞熱點。按照馬云在2011年的說法，“企業家要做的是大法發布前努力，但發布后尊法是我們的職責。”但是，在3月11日下發至第三方支付企業并且在3月13日已經結束征求意見的兩個文件，卻同時在3月14日下午成為新聞熱點。相比之下，央行叫停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的文件在3月13日才下發至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當天晚上文件內容便由媒體曝出并在3月14日上午迅速成為熱點。更奇怪的是，所有關于該文件的討論全部基于央行下發給杭州的文件，同時下發給深圳叫停微信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的文件卻始終沒有露面。
由于這兩個早已下發至第三方支付企業的草案一直拖到3月14日下午才現身，因此其中對支付和轉賬的限額內容與叫停的文件混在一起，讓很多人以為央行要叫停余額寶，引發了更強烈的民意反彈。更有趣的是支付寶和騰訊的反饋意見。由于余額寶的買入、贖回和向銀行卡轉賬都是通過支付寶自己的結算網絡，因此如果這兩個草案實施，一定會受到限額的巨大影響。但是，第三方支行這個行業內，有能力建立獨立結算網絡的只有支付寶一家，就算是第二名的騰訊財付通也做不到徹底繞開人行和銀聯的兩個結算網絡。相比之下，微信理財通盡管依靠財付通為后臺，但是由于財付通沒有能力建立像支付寶那樣全面的結算網絡，需要借助其它結算網絡，反而不會受該草案的影響。對此，財付通的官方表述是，“意見稿限制的是第三方賬戶的支付和轉賬額度，用戶在理財通平臺購買基金，是使用銀行卡直接支付，贖回基金是通過銀行卡直接提現。”市場排名第二的財付通尚且如此，其余200多家第三方支付企業更加不具備自己建立結算網絡的能力。
所以，在第三次監管風波中，盡管所有人都在為第三方支付這個產業辯護，但辯護內容的受益者恐怕以支付寶為主。
如上，如果對這三次監管風波進行回顧與細析，觀者并沒有道理一棒子打向央行：說央行對創新不寬容，更何況這次叫停的內容仍然大有商量的余地，征求意見的草案離也并非短期內能夠執行。改革的次序和步驟無人真正關心，只在形成新聞熱點的某些條款上逼宮。當然，換個位置考慮也可以理解——這也算支付寶們與監管層的一種博弈。
綜上所述，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突飛猛進發展到現在，監管已經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試圖沒有監管是絕對不可能的，唯一可討論的問題是監管的范圍和監管的力度。互聯網產業天生具有贏者通吃的特性，支付寶的移動支付量全球第一、余額寶的規模躋身全球十大基金、背后更是估值千億美元以上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和騰訊都不再是小機構，他們的行為將對市場總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例如春節前后的打車補貼。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當支付寶這個巨頭進入金融行業的時候，不僅不能以創新者的身份尋求寬容，還應該接受更加嚴格的監管，試圖依靠第三方支付的牌照靠擦邊球通殺個人金融業務是行不通的。在分業監管這個現實條件下，金融市場的改革必須謹慎，尤其是金融機構的業務邊界必須劃清。商業銀行不能立刻放開混業經營，第三方支付同樣沒有道理自動升級為可以覆蓋所有個人金融業務的超級牌照。作為金融核心的商業銀行之外，支付寶等涉足金融的互聯網巨頭同樣有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風險。
回到最初的問題，打敗馬云的是技術，還是文件？從支付寶有驚無險甚至說不清出處的三次監管風波來看，文件并沒有成為支付寶發展的障礙。相反，阿里發展金融業務的路徑選擇和與監管部門的博弈方式，才是影響支付寶未來命運的關鍵性技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