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肯時代，寫一篇300字的精練講稿就能名垂青史了；

 

在羅斯福時代，能在爐邊講話中展示磁性嗓音，公眾就會忘記你坐著輪椅；

 

肯尼迪時代，一場電視辯論可以讓陽光小伙打敗經驗豐富的政壇老將。

 

在今天看臉的年代，成功者也進化了，你只要有勇氣在大庭廣眾之下發出“一億獎金”的豪言，或者反諷一下全球最?？萍脊臼?ldquo;巨型鄉鎮企業”，都會距離成功更近一點。

 

在中國原有的社會環境中，推崇的是“訥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生哲學，孔老夫子教導我們：巧言令色鮮矣仁！口蜜腹劍是小人的佞術，會噴原是受到鄙視的。在古希臘和羅馬，口才則是成功的捷徑，城市廣場、公民大會造就了特有的開放輿論氛圍，經驗豐富、富于氣場的演說家會有可觀的影響力，成功者如德摩斯梯尼、西塞羅、昆體良，無不轟動一時。

 

以口才開宗立派，昆體良和德摩斯梯尼算是兩個樣板，昆體良認為道德的生活遠比華麗的詞藻重要，德摩斯梯尼則是草根勵志的典型，他沒有昆體良的家學淵源，甚至沒有天賦，全憑意志+磨練，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讀，迎著大風和波濤演講（周星馳在《九品芝麻官》里用過這招），一邊在山坡攀爬，一邊不停地吟詩，當然德摩斯梯尼也說：“辭令的靈魂是行動，行動，再行動！“這就不容易實踐了，對大部分人來說，會噴總比去做容易些。

 

噴也分兩類，一種是善于撫摸聽眾心靈最柔軟、最私秘那處地方的雞湯；另一種則是肆無忌憚、無所顧忌的自我表達，人們會從那種自己豁不出去的狂放中汲取營養。李彥宏說過：“在互聯網行業這個變化太多的環境里，從業者內心都不踏實”，現實教會了很多創業者，在大眾面前秀口才要比深耕商業模式有效和快速得多，這是扭曲和有用的真理。

 

直接的結果是，新生代的霸道總裁們要比老一輩的過來人更會矯情。

 

在前不久的互聯網大會上曾經聽到這么一句話：“大概1億用戶的APP里面只有我們不賺錢了！”說這話的是一款商業價值正被微信掏空，海量用戶無法變現的前熱門APP的CEO，這種老派的自嘲式矯情雖然大多數人聽得出弦外之音，但對現在的聽眾實在太落伍了，同樣內涵的話，馬佳佳是這么說的：“總之要么零分要么100分，考了六七十的就是人生污點。”余佳文給超級課程表的定義是：“不以泡妞為主要目的的軟件都是耍流氓。”再來看彪悍的老羅：“每一個偉大企業的身后，都有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整夜整夜不睡覺，憋著勁兒準備干死它，蘋果好可憐！”

 

在產品受挫之后，老羅的情懷又升級了，他從之前的“我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演進到“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的新境界，他不斷提升的演講能力再次填滿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虛空，老羅和他的錘子至少在精神上完成了軟著陸。

 

矯情的另一招是讓別人背鍋，比如余佳文拉上聚美的陳歐：“陳歐是被罵產品，至少我不是被罵產品，而是被罵這個人，罵就罵嘛。”當然，人們一般不會去罵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產品。

 

馬云的矯情是另一種風格，阿里路演時，他對近千名華爾街投資者開了這樣的玩笑：“15年前我前往硅谷為阿里巴巴尋找200萬美元融資，但令人遺憾的是30家VC無一例外都拒絕了我，這次來紐約就是想多要點錢回去。”這話已經有點不那么雞湯了。

 

如今科技圈對創業者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如果豁不出去、嗨不起來、玩不盡興，秀不到位，做不到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你就不是合格的創業者。

 

《Lie to Me》說普通人每10分鐘的談話中會有3次謊話，科技圈的比例可能更高，類型大多以吹牛為主，但也有少數惡意的謊言。老一輩的CEO們大都謹言慎行，生怕片言只語被媒體誤讀，新生代剛好相反，他們樂于奉獻可供剪裁和拼裝的猛料。

 

吹牛是一種基本的生存技能，人人會用，各有巧妙不同而已，創業者常用的經典組合有幾種：

 

我要打敗XXX！

我有XXXX用戶！

我的團隊有MBA、海歸-----！

我正在做的事還沒人做到！

我的創新理念別人沒有！

 

但把吹牛變成一種語言暴力，是由羅永浩發展到極致的，他的一些名言最能體現噴的本意，表面口無遮攔，其實別具深意，精心斟酌的措辭由于包含了太多的情緒，所蘊含的張力已經超出了語言本身。

 

“如果說我們的手機操作系統秒殺Flyme和MIUI，那發布會跟魅族和小米的發布會比，簡直是毫秒殺。”“呵呵，傻逼果粉從來學不會就事論事，爛人死了就不是爛人嗎？就不能說嗎？”

“小米最他媽沒勁的是魅族mx那么爛的設計都要抄。”

“小米科技的雷軍和魅族董事長黃章從來都是‘土包子’。”

……

 

老師升級為老板的羅永浩可說開足了馬力，但如果這些話不是出自一個事不關己的演講者，而是一個身在其中的利益攸關方，這些話的立場和動機就不那么有情懷了，更談不上什么雅量，甚至都不能說是嗆人，充其量就是簡單而粗暴的吵架和罵街，目的只是以挑釁的姿態掀起一場口水風暴?？▋然拿?ldquo;贏得辯論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辯論”不時髦了，一個合格的創業者不僅要噴，而且必須會噴，最好還能吸引別人與他對噴，噴已經不是過程，而是結果。

 

在逞口舌之利的年代，任何規則都是用來破壞的，邏輯可以混亂不清，可以隨意使用絕對化的措詞，可以出口成臟、人身攻擊，可以隨時下誅心之論，可以無節制的使用比喻和反諷。

 

如華為的余承東說：“過去做手機我們向蘋果、三星學習，現在該他們向華為學習了。”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絕對化論斷，華為的手機不錯，但蘋果和三星向你學什么？馬云則有兩張面孔，對競品他說“淘寶要創造更多的京東”，直接把IPO級別的對手拉低到淘寶店的水平，對消費者他諄諄告誡“淘寶不是假貨多，而是你太貪了”，兩張面孔都恰到好處。

 

很多人仰慕喬布斯的口才和發布會現場的即視感，所以刻意的模仿者不少，但在臺上吸引眼球，在媒體上操縱爆點，不等于消費者真正買賬，老羅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里頗具心機的承認刻薄批評某些品牌，傷害了部分媒體從業者的青春記憶，這種反省是對過往情緒化表達的一種反向公關，說明老羅很清楚自己和錘子的問題何在。但一向把講臺當戰場的他只會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反擊。

 

其實，憤怒的老羅噴什么？余佳文們吹什么？馬佳佳們炒什么？宗寧和雕爺又撕的是什么？除了鐵粉、媒體和圈內人，普通網民最多看個熱鬧，不會也不可能成為消費者的決策參考。那些以為自己能噴且會噴，或者以為產品有某個爆點，就能打倒別人，再踏上一萬只腳的，你真是想多了。

 

怎么噴才是最高境界？倒有一個真實案例可供科技創業圈參考。

 

194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因為戀棧太久在公眾中有點審美疲勞，何況一直隱藏于羅斯福巨大陰影中的杜魯門也不太討喜，共和黨的侯選人杜威則是媒體和知識界的寵兒，蓋洛普民調領先，埃爾摩·羅珀民調占優，在美國大城市的交際圈里，杜威似乎勝券在握了?！都~約郵報》嘲諷“杜魯門應該省下競選資金”，《華盛頓郵報》奚落“杜魯門應該節省競選的服裝和淚水”。但不想認輸的杜魯門發起了美國歷時最長、地域最廣、最接地氣的“大選遠征”，他乘坐火車往返于整個東海岸和西海岸，整個行程長達31000英里！他在鐵路沿線的每一個小站停留！拜訪哪怕只有幾百名選民的小鎮，他甚至在西部牛仔面前馴服了一匹驚馬。杜魯門平易而粗俗的風格讓農村和小城鎮的居民們大開眼界，贊賞不已。

 

在那個時代，劇烈升騰的鄉野輿情無由上達天聽。大選前夜，杜威自負地對妻子說：“明天你會和美國總統同床共枕。”但其實勝負早有分曉，大選開票后兩個小時，杜威就敗局已定，這個蓋洛普民調史上的最大烏龍，其實無論對選舉還是創業都有重要意義—決定歷史的不是精英或跟風的媒體，而是蕓蕓眾生。

 

也許五六年之后，回過頭來再看雕爺、余佳文和羅永浩們，消費者們會給出答案。